考量國家發展方向，科技部每 4 年會召開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以下簡稱全科會），決定接下來 4 年國內針對國際科技局勢以及全球動態台灣因應的科技政策與相關發展指標。2020 年，台灣即將召開第 11 次全科會，近年世界科技變動加速，包含 AI 人工智慧興起，以及 5G 商轉等相關議題，透過全科會，我們可以更清楚台灣針對下一步進展的科技產業發展策略，以及未來政府針對台灣面向未來 4 年相關資源投入的領域方向。

TechOrange 科技報橘有鑒於全科會對於台灣科技政策與資源投入的重要影響，因此與科技部合作，邀請明日科技事務所主持律師王琍瑩，及中銀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馮昌國，共同討論台灣目前的資安產業環境，是否與法律、行政部門思維相關，並探討台灣如果要創造小國大戰略，政府、民間、法律上應該如何針對國際趨勢做調整與因應。

台灣為什麼養不出獨角獸？跟法律有關係嗎？

台灣網路產業發展經年，直到今年才確定孵化出 Gogoro 和沛星科技兩個獨角獸，相對於世界上先進國家腳步緩慢。過去在硬體時代台灣獨霸一方，在各領域都擁有許多營業額突破十億的隱形冠軍，那為什麼近年台灣在育成網路獨角獸上步履維艱，做不出成績？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曾說，國發會在扶助創新上很多的挫折，是因為台灣成文法的概念，讓公務員容易趨向保守，行政命令趨嚴，因此難以發展，法律是造成台灣獨角獸孵化遲緩的要因嗎？

王琍瑩認為，要說法律影響台灣獨角獸的育成有點言過其實，也有點懶惰，台灣孵不出獨角獸更多的是結構性的原因，遇到問題怪政府、怪法規只是一種相對比較快的方式。真正優秀的創意家，其實並不需要政府幫，自己也會找到解方，因此法規或許是台灣產業環境轉型過慢的一個要素，但不是主因。

延續王琍瑩的觀點，馮昌國認為法律通常都是扮演落後指標，能對產業育成的影響相對不是那麼主要，但台灣養不出獨角獸，是整個社會大環境並沒有達成一個和諧的節奏。

馮昌國看到的問題主要有兩點，假設創業者的題目和既得利益者衝突，台灣政府做的是帶頭保護既得利益者，這導致執法者也不會給創業者足夠的容錯空間。真正該問的問題是，台灣政府能不能在新商業模式與既得利益者發生衝突時不要做什麼？讓創業題目可以和法規有一個衝突期？第二則是台灣政府的政策缺乏延續性，不同政策主推的方向沒有連貫性，或許今天鼓勵 A，明天鼓勵 B，但 B 卻根本沒準備好，卻被扶持了，讓台灣新創反應不及。例如當時櫻桃支付受到金管會高度肯定，甚至還代表台灣出賽新加坡，得到金融創新獎，卻因為詐騙集團利用櫻桃支付進行收付款，導致台灣檢調到櫻桃支付辦公室搜索，甚至勒令暫停營運，這就本末導致了。

談到櫻桃支付事件，王琍瑩指出主管機關的管轄範疇不同，因而造成衝突，其實是很常見的，也不奇怪，但政府可以針對新創產業有特殊的應對。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就是由政府手把手帶著新創團隊成長，點出既有法規下可能會遭遇的問題，當真的遇到法規衝突時，就會匯集各方意見，做出政府角度的 Guideline。馮昌國則指出，民間業者最大的擔心就是會不會就算像櫻桃支付一樣得到政府支持，因而積極擴張服務，當不小心踩到灰色地帶，甚至黑色地帶，就全盤皆輸。在這時候過往就算政府支持，也得不到任何幫助，就像櫻桃支付創辦人受訪時的感嘆：「過去大家為我鼓掌，事情發生了卻沒有人要來幫我」，這樣的擔憂才是真正限制台灣新創發展的主因。

王琍瑩進一步指出，成文法影響國家創新與否顯然是個偽命題，歐美法規發展至今，完備的程度和成文法並沒有不同，真正的問題出在思維上。歐美國家在思維上給予新創更多試錯空間，真的出了問題，才會進行立法管制。數位經濟是無國界競爭，台灣過去把國內產業保護的太好，缺乏一個良性競爭的客觀環境，反而讓國內產業走不出台灣。延續王琍瑩的觀點，馮昌國也認為全世界都走向成文法化，也同時走向非成文法化，法院判例和實務見解的影響都提升許多。但法律的重點是要有謙抑性，永遠站在第二線，這是目前台灣法規沒做到的。先讓市場、業者自己去淘汰，外部性快要爆發的時候再進場，做適度的修法或調解，而不是用既有的法規定生死，才是真正鼓勵創新的做法。

面對國際產業挑戰，台灣政府法規應該如何因應？

台灣有可能做到像新加坡政府釀手把手的法規指引，防止新創不小心踩線嗎？在過去面對外來競爭者的情況下，台灣政府大部分的處理方式，都是從現有法規找到適用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判斷對錯，但卻只是保護了既得利益者，扼殺了創新。面對新創可能與法規衝突的狀況，台灣政府有沒有更好的作法？

王琍瑩認為台灣政府缺乏亡國感和危機意識，因為市場不大也不小，也不是太窮，基礎設施也很完善，所以 Uber 進台灣也覺得不是太重要，數位身份證也不像愛沙尼亞一樣急迫。因此政府在遇到困難時就會傾向於呵護原有方案，這些問題其實是源於沒有一個大方向的觀點。政府對台灣應該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想像，因此容易變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是片面式的處理，而沒有通盤計畫。

馮昌國亦指出，大家常說台灣市場很小，但其實台灣是世界前 25% 的市場，人口和澳洲相當，2300 萬人其實並不少，可以作為一個非常好的試驗場域。台灣跟華文市場的同一性、與東南亞市場的鄰近性，以及對美、日文化的高接受度，甚至是手機網路的高度普及，都是台灣成為試驗場域的優勢，但政府目前並沒有善用既有優勢。馮昌國舉例香港、新加坡，各自作為資本市場、資產管理的區域金融中心，其實都在做法域的競爭。例如面對區塊鏈、加密貨幣，並不會在第一時間開放，但會有至少 12 個月的衝突期，觀察新模式與既有市場的互動，並在之後推出行政指導，用牌照等變形方式納管，充分的給予新創時間發展，再進行合理的納管，自然就可以吸引到世界相關產業進駐。而台灣應該做的事情是先確認好自身的定位，不應該對標美國、中國、歐盟這種大型市場，而是要找到自身在國際所處的角色，並依角色定位而有一貫的標準，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找到一席之地。

台灣社會過往習慣找民意代表協助發聲，但大部分的代議士對新創產業理解其實並不深，這是否影響到台灣新創產業在政府管治的聲量大小？馮昌國認為代議士可以做的絕對很多，產業很常找民代也沒有不對，反而是直接民主非常好的體現。但民意代表大部分在協助之前都會有個基本的政治考量，思考這件事對選舉、黨有沒有幫助，必然，但不健康。跟民意代表溝通還是要找調性合適的，並站在他的角度去溝通。最理想的狀態是每個族群應該都要有自己的民意代表，但由於目前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建立在地域上，而不是議題，因此代表特定族群的立委難以出頭。但針對環保、農業、新創這些特定的議題，或許要由不同價值觀的人共同協調投出來，才是更好的作法。王琍瑩補充台灣人面對與法治的衝突，容易將其化為二分法，例如 UberEATS 爭議只聚焦在是僱傭還是承攬，但這個問題其實光譜很廣，有很多個問題可以探討，在討論議題上，台灣政府和民眾都要有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思維。

解除台灣環境桎梏，政府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台灣過去創業動能受限，政府近幾年縱然高喊創新島，但成效似乎並沒有很好的體現，愛沙尼雅從開國到現在不過幾十年，就已經誕生了 3 間獨角獸新創，台灣到現在也不過 2 間，政府應該怎麼做，才可以推動更有效的創新產業環境發展？

王琍瑩指出，過去跟金管會談電子支付，金管會就會說滿街都是 ATM，為什麼要做？談純網銀，就會說台灣已經 OverBanking 了，為什麼要做？某種程度來說是台灣環境確實非常幸福和完備，沒有必須要去做的危機意識。但例如在數位轉型上，台灣政府就應該要有如果轉型失敗，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的認知。要有認知則必須具備通盤思維，看見台灣在國際上的角色定位，只是單方面學習數位知識是不夠的。

馮昌國今年到愛沙尼亞參訪，看見愛沙尼亞政府官員，對於國家培養出獨角獸這件事是非常自傲的，並自認對國家培養出獨角獸有重要貢獻。綜觀愛沙尼亞等具備小國大戰略的國家公務員，通常有兩個共通點，第一是對自己的工作具有驕傲和使命感，第二是薪資待遇普遍優於社會平均薪資，例如愛沙尼亞公務員的薪資，就是社會平均薪資的一倍以上，回頭看台灣的公務員就缺乏這樣的要素和素質。而政府針對每件事情的判斷、反應，也其實都會影響民間的反饋，政府若沒有以身作則，就難以昭告社會創新的重要性。

王琍瑩在訪談的最後舉例印尼近期新任教育部長，是由 Gojek 年僅 35 歲的 cofounder Nadiem Makarim 出任，Nadiem 在印尼本土受教育，到國外留學後再回到本土創業，因此能對印尼本土的教育環境塑造產生一定的幫助。過去 Gojek 從單純的機車接送，到汽車接送、影視串流、電商，現在一個 App 就可以提供超過 20 幾種服務，可以看出為什麼 Uber 會堅稱自己是資訊服務業，而不是交通業，從數據思維看來兩者就完全不同。而印尼政府也非常支持 Gojek 的發展，是因為 Gojek 提供給司機的 Ewallet 可以改善司機的金融服務條件，達成普惠金融的最終目標，因此政府和產業的攜手合作，確實是可以幫助國家變得更為創新。

創新社會不是靠法律就好，政府和人民得共同努力

綜上所述，對於新產業的培植和發展，法律或許無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但一不相對開放、寬容的法規，確實可以促使產業界更勇敢的創新，而毋需擔憂踩到法規灰色地帶的風險。除了法規訂定，執法者的態度，也將決定一個業界是規矩抑或是保守，台灣政府須思考是否應針對新創世界保有「觀察期」，讓破壞式創新有機會與社會進行對話與碰撞，才能確保整體產業的創新能量與活躍。

而民間的聲量，其實都會對政府的決策有所影響，如果普遍社會反應是趨向於保護舊有模式，那政府或許也欲振乏力。在現代的社會裡我們普遍存在諸多同溫層，要推動社會進步，必須依靠社會與政府有志一同，共同推廣創新的可能性，因此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針對自己支持的議題發聲，或是更為積極地給予政府建言、關心相關政策，台灣才能造就更創新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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